7. 母亲生病死了,女儿还被巫医抢去抵债

母亲生病死了,女儿还被巫医抢去抵债

哭泣金三角:走私、孤儿与瘾君子

太阳已经升到山顶当中了,经过两个小时争吵,那个黑瘦的男人和他更加黑瘦的老婆还是拒不还回女孩儿。他的老婆用一块肮脏的布将女孩绑在后背,手里拿着柴刀,边嘟噜着边像野兽般瞪着我们。

加帕把我拉到屋外说:「你们中国人讲理是没用的,他们不懂道理。」

我对加帕说:「因为我们都是人,所以要讲理。」

加帕是寨子里的民兵,长着一对有些像女人的漂亮眼睛。他把我推到柴堆后边,从背上取下步枪,右手向后一滑,哗啦一声子弹上了膛。

我装作阻挡的样子在空气中伸出手,又将另一只手伸出,对加帕说:「我们是人,要讲理。」

话者未落,只听到一阵啪啪的枪声响起,我顺着加帕的枪口看去,十几米外的屋子墙壁上多了一排弹孔。

屋子里沉寂了几秒,接着是慌乱的叫声,那个黑瘦的女人冲到屋外,快速解下背上的女孩儿,蹲在地上恐惧地看着端着枪的加帕。

我走过去时,手里掂着一颗越战时期的美式手雷,这种老旧手雷能不能爆炸我也没数。蹲在地上的黑瘦女人伸直双手将女孩递给我,眼睛紧紧盯住我的手。我知道,她担心我把手里的东西扔进屋里。

看着黑瘦女人乞求地看着我,刚才还像野兽样冒着凶光的眼睛完全暗下来了。通常,我同情并宽容女性,认为她们所有的错误多是出于本能的反应,只是反应而已并没什么威胁。

我看着她,微笑地伸手抱过女孩儿,这个刚会走路的女孩儿似乎还没一个南瓜重。我把女孩抱在怀里,感到她全身的骨头都是软的。在缅甸山区,这么大的女孩儿大多都营养不良,低着头走路,左右摇晃。

女孩在怀里看着我,她叫艾米,长着微黄柔软的头发,两只大眼睛被密而长的睫毛遮住了一半,很像米开朗基罗在教堂穹顶上画的天使。

这天是 2019 年 12 月 7 日。

我和民兵加帕将女孩儿艾米从巫医和他老婆的手里夺了回来。

艾米的母亲,在一个月前死于不知名的疾病。

艾米母亲死的那天,阳光灿烂,山上扑天盖地古老的栗子树很宁静,但我在穿过栗子树林时,能听到因旱季到来而成熟的栗子稀稀拉拉落地的声音。我还不时弯腰拣拾几颗如珍珠大的栗子,扔嘴里乱嚼一通。

穿过栗子树林,一座很旧已裂缝的吊脚楼映入眼前,离栗子树林不到十米,很多寨子里的男人及女人沉默地站在吊脚楼前的空地上。

这情景告诉我,又出大事了。

人们看到我挎着腰刀猛然从林子里出来,像是很惊愕又有一些期待。村长看见我用生硬的中国话说:「老师,你快到屋子里去看一下。」

村长阿达巴如树枝一般的手指着吊脚楼。我扭头向吊脚楼上唯一的门看时,艾米赤着脚站在门前。

她抱着一根方形的柱子,脸露出一半,漆黑的大眼睛紧张地瞪着我。

我冲进屋子,看到艾米的爸爸跪在地上,双手牢牢抓住另一只无力的手。艾米的母亲躺在一块很旧的毯子上,身上盖着另一条说不出颜色的毯子。她的脸色腊黄,紧闭双眼,看不出有任何呼吸的动静。

我在艾米母亲身边跪下,向艾米的爸爸示意,伸出手抓住艾米母亲的手腕。手腕的皮肤很凉,像是从冷水中拎出的胶皮。我没有找到脉搏。

我又翻开艾米母亲的眼皮,她的眼球布满血丝,眼白呈浅灰色,没有一点光泽。我叹了口气,瞳孔已放大。

这是我最近距离地看艾米的母亲。她的脸削瘦,鼻梁挺而精致,嘴唇轻轻张开,像是一句话倘未说完而顿住。

不知什么原因,我伸手理了理她额前的头发,又将整个手掌覆盖在她的额头上。我的手心一片凉意:我知道她已经离开了。

走下吊脚楼,我看着面露期待的人们,告诉村长阿达巴,艾米的母亲已经离开寨子,去天堂了。

当我说这些话时,一只手如演员那样伸向天空,仰头目示着蓝天白云,似乎能看到艾米母亲的灵魂向天际飘去。

我的庄重感染了人们,大家一齐仰头望着天空。

在缅甸深山里,这个人口不足百人的寨子,人们都信仰基督教。寨子里参加过缅共运动的一个老者对我说,「七十二年前,这里来过一个英国传教士,我们相信了他说的一切。」

我没多说什么。在这个到处是森林与岩石的群出中,贫困与死亡令人极度不安,如果不幸的人死后仍然有一个美妙的去处,它的意义胜过人生中每一天简单的生活。

听我说完艾米的母亲已经在去天堂的路上,村长阿达巴吩咐几个男人去找木板。在山里,当一个人死了,也要准备一口棺材,但所谓的棺材就是几块长短不一的木板钉成一个匣子,然后将死者用布一裹,免强放入木匣,抬到山上挖个浅坑埋了。

没有坟头,没有标记,而且以后也无人祭祀。

两个小时后,艾米的母亲已被寨子里的人抬到山腰处埋葬了。我拿着一把锄头和大家一起向坑里填土。很快,艾米的母亲即长眠于地下。

也许是来自中国的习俗,我认为覆盖棺木的土层太浅,一旦有野兽嗅到,会破坏死者的身体。

于是我告诉大家再去搬一些大点的石头压在土层上。

在入葬艾米母亲的过程中,艾米的爸爸一直蹲在一边。他双手抵着头,两眼失神地看着脚下。平日里,我常看到他背着一支老马 AK47 进山。他是寨子中公认的好猎人,每个月至少猎到一只野猪,还有其它猎物。

我仔细观察艾米爸爸的神情,他一声不吭沉默地走在人群的后边,身体前倾,两条腿如已损坏的机械般僵硬。

我到这里的儿童庇护营当主任后,寨子里先后有三个年轻的母亲死亡,而那三个失去妻子的男人,也都是在不到一个月内自杀。

他们留下的孩子,或被亲戚收留,但多数无人抚养,被我收入营里,吃着人道主义机构援助的口粮。

这天晚上,我们七、八个男人围坐在村部的木板屋里喝苞谷酒。

艾米的爸爸因要给艾米及她的两个哥哥做饭先走了。村长阿达巴拎来一塑料桶苞谷酒和一只硕大的鹰,让加帕去把鹰处理好炖了吃。

我看到装苞谷酒的塑料桶是装农药甘草磷的,就告诉村长,装农药的桶不能装吃喝的东西。阿达巴不以为然地说:多么好的桶,还是跟在县里的亲戚要回来的。「你的亲戚也在用这种装农药的桶?」

我告诉阿达巴,这种农药在中国已经禁止生产,怎么卖到缅甸来了。我还告诉他,所有装农药的桶或装化学品的桶都不可以装酒或水。

但我还是喝了一碗装农药桶里的酒,我不想让村长和其他人不高兴,喝酒对男人而言毕竟是一件视死如归的事。

喝酒的时候,我们说起了艾米的母亲,村长阿达巴告诉我,她在一个月前就生病了,背水时摔倒在了坡下边。

「病了一个月怎么不送到县里医院去?」我脱口问他。

村长阿达巴惊讶地看着我, 「去县里那么远,我们也没有钱呢。」

「一个女人生病了,怎么能送到医院?」他又嘟噜了一句。

这下轮到我像突然听到牛说话而惊住了。我没有再说话,想到学校里的女孩子,在我面前走过时即刻弯下腰的卑微,我闷住了。

曾有一次在课堂上,我让所有的男生和女生把手心朝上放在桌子上,所有女生的手掌都有一层发黄的厚皮,她们从四五岁时就开始干活,从做饭、背水砍柴,直到在山上种旱稻和苞谷。

村长阿达巴说:「为了给艾米的母亲治病,按医生的吩咐,杀了好几只大公鸡还有猪呢。」

我含在嘴里的酒在即将咽进喉咙里时喷了出来,令所有喝酒的男人都拧着眉头看我。

加帕手里拎着一只鹰腿在递给我的半途僵住,悬在了半空。

艾米母亲生病以后的一些事,我也知道一些。

有一天早晨,我从寨子中间走过,那天漫山遍野都被粘稠的浓雾笼罩着,整个寨子与周围的山都沉默在云海之中。

当我从东向西在朦朦胧胧的浓雾间路过艾米家时,看到一堆火的光晕及几个身影在忙碌。我好奇地走向火堆,靠近一看,一个穿着蓝色衣裳黑瘦似风干的腊肉一般的男人,手里捧着一扎点燃的稻秸,正瞪着眼珠,口中念念有辞绕着吊脚楼转。

村长阿达巴和艾米的爸爸,每人手中抓着一只已被砍掉头的大公鸡,跟在那个黑瘦男人的身后,绕着吊脚楼洒鸡血。

看到此景,我立即想到自己在四川大凉山支教时,看到彝族中的巫医「毕魔」作法。「毕魔」所用的道具、公鸡及方法竟是如此相似。

洒完公鸡的血,黑瘦的巫医在浓雾中蹬上吊脚楼,他伸出双手指向天空,嘟嘟囔囔一阵后,双手便摁住坐在地上的艾米母亲,然后又用手使劲拍打她的头和后背以及全身。

艾米的母亲如一只瘫软的羊,躺在地上一声不吭。

我知道巫医的这套玩意儿不能治病,想大喊一声制止鬼魅般的巫医,但话就卡在喉咙喊不出来。

我站在吊脚楼下,黑瘦的巫医站在楼片上,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

大约十天后,村长阿达巴到儿童庇护营来找我。

当时我正在给孩子们上课。

村长阿达巴背着枪走进教室,他脸上挤出笑容,把枪从背上取下双手递给我,巴结地说,可以玩一阵他的枪。

这支枪是美式 M15 自动步枪,已经很旧了。在缅甸山区遗有不少美式及俄式武器,当地的民族武装中也有类似枪支,中国产的 81 式居多。

我接过枪,笑着问他有什么事就直说,顺手拉了下枪栓。枪栓倒挺滑溜的,我挺喜欢这种美式武器。

村长阿达巴说:」巫医来给艾米母亲治病,要三滴外国人的血。「

「你二大爷,这里只有我一个人算是外国来的,那黑鬼盯上我了,过一阵还要我三斤肉是吧?」我盯着村长阿达巴。

「不要肉,只要三滴血。」村长阿达巴见我露出狰狞,有些害怕。他知道我在教孩子们格斗,沙袋就吊在教室里。

「算了,好吧。」为了安慰全寨子的人,我就献出几滴血吧,耶稣还献出了全身呢。

在吊脚楼外,几十个寨子里的人聚集在那里,见我来了,他们沉默地闪开一条路。我盯着这些黑廋衣衫破旧的山民,心想,他们会不会听巫医的话,最后要挖出我的五脏六腑。

在吊脚楼下,我的目光与巫医碰了一下。他的眼神充满了异样与渴望。

后来村长阿达巴告诉我,艾米的爸爸欠账,卖了一头猪,他非常想让艾米的母亲治好病。

巫医指挥寨民杀猪,被捆绑住的猪疯狂地嚎叫。当长而锋利的刀刺入猪的心脏,血咕噜着汨汨向外流淌,一切都安静了。

巫医端着半碗猪血伸手递到我面前,我看看他冒着光又浑浊的眼睛,居然还仔细看了看他满嘴如锅底一样乌黑的牙,想这家伙嚼了一辈子槟榔,怎么没患上口腔癌呢?

我取出自己带来的别针,用打火机烧了一下消毒,然后在中指上扎了一下,用劲挤出三滴血。

当我的血落入碗中的猪血后,巫医张开嘴笑了,我看到了更多乌黑的牙以及一条乌紫的舌头,甚至看到了口腔深处的喉咙。

坐在楼板上的艾米的母亲,被两个女人扶着,她目光黯淡地伸手接过巫医递过去的碗,张开嘴用全身的力量灌下了和着我三滴血的猪血。然后她的手一松,碗掉落在身下的草堆上。

我看到艾米母亲紧闭双眼,嘴角淌着鲜红的血一直滴哒到胸口。

我转身扫视着站在一堆沉默无语地看着我的寨民,心底不安,这些与世隔绝的山里人,他们满脑子充满对命运无常的恐惧。

为能卑微地活着,他们什么事儿也能干出来。

举行完巫医的治病仪式后,寨子里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开始处理猪。一些女人谦恭地弯腰站在巫医面前,听巫医指点她们的命运。

黑瘦的巫医拎着用布包好的一大块猪肉,在临离开前走到艾米面前,他仔细看着艾米的大眼睛,摸了摸艾米的脸,骑上摩托车走了。

我也要走,村长阿达巴挽留我喝酒吃肉。他笑盈盈地说,我对艾米的母亲有救命之恩,等她病好之后可以陪我一夜。

我惊愕又怒火十丈地盯着村长阿达巴,从牙缝间挤出了纯正的国骂,反正他听不懂。

后来艾米母亲的病不但没减轻,而且更加严重。

艾米的爸爸按巫医的指示,又从亲戚那里借来一头牛,山里的风俗习惯一代代相传,每当谁家有人得病,都是先烧鸦片熏屋子、杀鸡驱鬼,还不行就杀猪和牛,直到病人死去。

杀牛那天,我在教室给孩子们上课,我想把人与自然以及人患病后应该怎样做的常识解释给孩子们。

尽管我知道这种努力几乎是无效,但我还是声嘶力竭地说着。

一头牛的三分之一被巫医带走了,剩下的被全寨子的男女老少一扫而光。甚至隔一座山的另一个寨子的人,也一群群走来分食。

被杀的这头牛可以卖五千元,而当地山民人均年收入不过三四百人民币。为了还一头牛的账,借牛的这家人估计要两三代还下去。

后来我曾对村长阿达巴怒斥时说,」一头牛加上一头猪再加两只鸡的钱,怎么也够去医院治病了,何况病人在患病初期很可能是小病,花很少的钱就能治好。「

村长阿达巴惊愕地看着我这个戴眼镜的外国人,他甚至向后连退几步,像是我不敬鬼神的话能连累他一样。

艾米母亲死后,我很愤怒。我见了村长及寨子里的人总是横眉冷对。有时在上课或看着营里的孩子们吃饭,我禁不住想,自己到底来这原始社会干什么?

一天晚上,民兵加帕来找我玩儿,他留着一个罕见的分头,这在缅北是遥远城市文明的标志。

加帕跟我来往较多,有时还坐在教室里听我上课。他曾悄悄地告诉我,他的姐姐多年前被强征去当兵,后来跟其他几个女兵逃到泰国去了。

加帕对我说,艾米被巫医带走顶账了。因为艾米的母亲欠了巫医的钱。

我的脑子里立即闪现出第一次看到艾米母亲的情景。

那天中午我在沟里的小溪边洗澡,猛然抬头看见离我五米处的树丛边站着一个头上顶着竹篓、面黄饥瘦的年轻女人惊讶地看着我。

她像是从很遥远的地方突然出现一样,看着我的目光有惊讶、惊慌还有好奇。按当地习俗,男人和女人可以在一起洗澡。但艾米的母亲站在树丛前迟疑地不敢走近,她像一只鹿样看着我,犹豫不定。

我赶快抓起衣服,笑着对她打了个手势离开了。

想到艾米的母亲,想到她离开儿女被埋在地下,她曾有多么的不舍。我冲动又凶煞地问加帕,是否敢和我一起去找巫医,把艾米夺回来。

加帕点头说:「敢呢。」

第二天一早,我和加帕骑着马背着枪去找巫医。

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。

把艾米从巫医手中抢回来后,寨子里一片寂静,像是被大火烧过一样。当我抱着柔软的艾米,在吊脚楼前把她递到那个猎人的父亲手里后,艾米的爸爸紧紧抱着艾米蹲在地上。

寨子里的人聚集在吊脚楼周围,看着我一片沉默。

我对村长阿达巴说,艾米一家没欠巫医的钱,你们所有人也不欠巫医什么,如果巫医敢到寨子来,就让他找我。

从那之后,巫医再未露面,寨子里的气氛还像以前一样。我把这件事情和一个来自中国开橡胶公司的老板说了,他哈哈大笑。

很快他派人送来很多治疗常见病以及外伤的药品。于是我就成了寨子里的医生,不但给孩子们治病,寨子里的人也来找我看病,小病配点药就好了,我感到有麻烦的,就竭力劝说去医院。

元旦前,我终于和慈善机构的区片办公室联系上了。

一周后他们派了三名医生来到寨子,不仅给儿童庇护营及寨子里的人看病,还决定把这一片的寨子纳入普查和医疗范围,并顺便指导我如何治疗山区几种常见病。

至于艾米和她的两个哥哥,每当他们的爸爸要去山上种地干活,就把三个孩子放到我这里。于是我要给艾米和两个哥哥做饭、洗脸,有时还赶着三个孩子去小溪洗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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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原始林区的寺庙里,躲着一个杀过人的和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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